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有效期内的商标许可使用费用构成违约

来源:深圳商标保护网 2020-04-26 23:23:28 阅读
曹某C、陶某D、某E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自2017年8月31日后不再生产销售带有涉案商标的商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有效期内的商标许可使用费用构成违约,郭某A、昝某B有权依据合同约定要求其支付商标许可使用费并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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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某B等与北京某E家具有限公司等商标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2019)京73民终3762号
  上诉人:郭某A。
  上诉人:昝某B。
  上诉人:曹某C。
  上诉人:陶某D。
  上诉人:北京某E家具有限公司。
  上诉人郭某A、昝某B因与上诉人曹某C、陶某D、北京某E家具有限公司(简称某E公司)商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5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某A、昝某B上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我方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酌定判令曹某C、陶某D及某E公司支付合同费30万元,显失公平,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判令的违约金3万元远低于合同约定的违约金200万元,曹某C、陶某D将公司地点从北京变更到山东,事先没有通知我方属于重大违约,对涉案品牌的商业信誉有巨大损伤,仅仅3万元难以弥补;曹某C、陶某D及某E公司未按照约定按期支付使用费构成违约,未支付的费用达到75万元,涉案的商标授权合同是独家授权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一审判决判定的违约金数额不客观不公平。
  曹某C、陶某D、某E公司答辩称,没有拖欠郭某A、昝某B商标使用费,不存在违约行为,并提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郭某A、昝某B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在郭某A、昝某B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我方在2017年8月以后使用其商标生产销售产品的情况下,判决我方支付合同费用并承担违约责任,系对事实认定不清、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郭某A、昝某B的诉讼请求主张的是商标许可使用费,一审法院未明确合同使用费的性质,系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对我方主张涉案合同已于2017年11月15日经双方口头协商一致解除的意见不予采纳,认定涉案合同在约定的期限内仍然有效存续,系认定事实错误。某E公司不是涉案合同的当事人,也未参与涉案合同的实际履行,因此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
  郭某A、昝某B针对曹某C、陶某D、某E公司的上诉请求答辩称,曹某C、陶某D、某E公司未按期支付使用费,已构成违约。截止目前,曹某C、陶某D、某E公司还在实际占用涉案的商标及商业秘密,违背诚实信用原则,2017年从搬迁后就不在经营是不符合事实的。
  郭某A、昝某B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曹某C、陶某D、某E公司一次性付清所欠商标许可使用费750324.9元(截至2018年10月);2、判令被告曹某C、陶某D、某E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原告损失200万元;3、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福尔伊德品牌使用授权协议》;4、被告曹某C、陶某D、某E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交换和质证。根据审查确认的证据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原告郭某A注册取得第8549639号“Fulred福尔伊德”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0类,包括办公家具、金属家具等,注册有效期限自2011年8月28日至2021年8月27日止。
  2017年1月1日,原告郭某A、昝某B(甲方、二人系夫妻关系)与被告曹某C、陶某D、某E公司(乙方)签订《福尔伊德品牌使用授权协议》,合同约定:第一条、甲方同意乙方在全国区域内生产销售甲方“福尔伊德”品牌系列产品,就甲方目前所拥有对应的市场资源及产品资源并同一起授权给乙方使用,甲方授权乙方生产销售“福尔伊德”品牌下的所有产品,甲方不得将“福尔伊德”品牌再授予其他公司使用;第二条、乙方确认甲方拥有“福尔伊德”品牌以及相关的知识产权均属甲方所有,乙方仅在授权时间及范围内使用,同时乙方及乙方所属的公司不得另外再申请家具品牌以及不得销售其他品牌的家具,如乙方为第三方贴牌生产产品按(3)为收费执行。如乙方不使用甲方品牌,乙方须在三年内不能从事甲方品牌所涉及的行业;第三条、双方一致同意,乙方在甲方授权期内充分维护甲方的形象、信誉,并作好产品技术保密工作,不能将产品技术披露给第三方,不能有任何损害甲方利益的情况发生;第八条、甲方授权乙方品牌生产及销售的产品品牌使用费用,乙方按照公司所有出厂的销售额为计算基数,以实际到款为准,提成比例如下:(1)在2017年2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以乙方全部销售额8%的提成比例支付给甲方,每月的10号之前支付上一个月的提成费用。(2)在2019年2月1日至品牌授权终止前,以乙方的全部销售额5%的提成比例支付给甲方。如果在此期间,只要月销售额在伍佰万以上的,则对应月份的提成比例按照4%提成。(3)如果在授权期间乙方有接一些工程定单或者外部贴牌的定单,特价款活动款,此额度可单独计算付费,方法为工程定单金额及贴牌金额在按照正常对应收取比例的基础上减半收取;第九条、乙方如果在经营期间经营不善,无力承担相应使用费用,同样乙方三年内不得从事相应行业,需要提前解除合同,必须提前一年时间向甲方提出书面解约告知。甲方如果因为乙方未能达到双方约定的销售额要提前解除授权的,必须提前一年向乙方提出书面解约告知;第十条、乙方有下情况发生时,视为违约:(1)将甲方的知识产权擅自转让给他人使用时(2)乙方自行申请新的家具品牌时(3)未经甲方允许无故拖延应付甲方费用,需支付每天0.5%的利率;第十二条、乙方如目前经营场所(位置)或公司法人、股东需要变更须及时告知甲方,在均不影响本合同各项条款的前提下方可实施。否则视为违约,负相应的违约责任;第十三条、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生效。有效期为永久授权,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计算;第十五条、甲方不可生产与乙方有冲突的产品或相似的产品,不然视为违约;第十六条、甲乙双方均无违反本合同的前提下,甲方不可以任何理由撤回品牌授权;第十七条、双方如有违反以上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按照损失数额进行赔偿。损失数额无法确定的,双方约定违约方给守约方赔偿违约金人民币200万元,大写:贰佰万元整人民币;第二十条、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执,经双方友好协商,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原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7年3月1日,原告郭某A签署《商标授权书》,将第658965号、5017154号、4711743号注册商标永久授权予某E公司。
  2017年2月至7月,被告曹某C按照销售额的8%支付给二原告商标许可使用费用共计295795.5元,其中2月份支付7209元,3月份支付45970.5元,4月份支付58083元,5月份支付59882元,6月份支付57220元,7月份支付67431元。二原告在庭审中认可三被告任何一方支付了费用均代表三被告履行了合同义务,涉案协议未约定三被告支付费用的比例。2017年11月15日、11月22日,原告昝某B收到被告曹某C通过银行转账分别支付的3万元、1万元。
  庭审中,原告认可知晓某E公司在签订涉案合同前申请某E商标的注册,且该商标尚未注册完成;被告认可2017年9月23日之后将生产销售场所由北京市通州区搬迁至山东省德州市乐陵地区万兴工业园区,认可涉案合同第一条约定的市场及产品资源是指二原告在经营管理北京福尔伊德家具有限公司过程中掌握的产品设计、客户以及招工等资源。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合同系由原告郭某A、昝某B与被告曹某C、陶某D、某E公司签订,某E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签署涉案合同存在法律规定的可撤销情形并就此提出相关主张,故对某E公司关于涉案合同的实际履行与其无关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结合本案原、被告的一致陈述,涉案合同许可的内容除包括原告郭某A名下的注册商标,还包含二原告提供给被告的客户资源、工人信息等内容,因此原告昝某B作为涉案合同当事人向被告主张合同责任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涉案《福尔伊德品牌使用授权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涉案合同第十二条约定被告如目前经营场所(位置)或公司法人、股东需要变更须及时告知原告,在均不影响本合同各项条款的前提下方可实施。但即使被告在庭审中认可未将2017年9月23日之后生产销售场所由北京市通州区搬迁至山东省德州市乐陵地区万兴工业园区这一事项及时告知原告,原告也并无证据证明此行为影响了涉案合同各项条款的履行,故原告据此主张被告构成违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庭审中,原告认可知晓某E公司在签订涉案合同前申请注册某E商标,且该商标尚未注册完成。故原告以此为由主张被告违反涉案合同第二条的约定构成违约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涉案合同约定了合同费用的支付时间、支付款项的计算方式,在涉案合同履行期间,原、被告均认可被告自合同签订后至2017年7月向原告支付了合同款项。涉案合同第八条载明,原告授权被告品牌生产及销售的产品品牌使用费用,被告按照公司所有出厂的销售额为计算基数,以实际到款为准;2017年2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以被告全部销售额8%的提成比例支付给原告,每月的10号之前支付上一个月的提成费用。被告在庭审中主张,自2017年8月31日起再未生产销售带有第8549639号“Fulred福尔伊德”注册商标的商品,故不应向原告支付商标许可使用费用,但对此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此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被告未按约定支付合同费用构成违约,现原告要求其支付商标许可使用费并承担违约责任有合同依据。原告在庭审中表示,向被告主张合同费用的计算期间为2017年计算3个月、2018年计算10个月,系其自行行使权利,对此一审法院不持异议;但其要求以被告2017年3—7月每月支付费用的平均值57717.3元为标准计算被告应支付的商标使用费缺乏依据,一审法院结合合同的履行情况酌情确定。另依据现有证据,被告关于2017年11月曹某C通过银行转账分两笔向原告昝某B支付的4万元系向原告郭某A支付商标转让费的辩解一审法院不能采纳。现被告欠付合同费用,原告主张该笔款项系被告支付的合同费用,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根据上述规定,违约金的性质具有惩罚性,即使没有造成对方损失仍需支付,亦有赔偿非违约方因违约所产生损失的补偿功能。但当违约金金额与实际损失数额有较大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及证据情况适当进行调整。涉案合同约定了违约条款,被告作为合同一方明知合同对其相关义务的约定以及违反约定的后果,仍然实施违约行为,过错程度大。但鉴于被告主张约定的违约金金额过高并请求法院调整,且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因被告违约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失,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合同的履行情况、违约行为的性质、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损害后果等因素酌情确定金额。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在庭审中,被告辩称涉案合同已于2017年11月15日经过双方口头协商一致解除。从被告提交的证据来看,即使曹某C在与郭某A微信交谈中所表述的“算了吧,不搞了”可以理解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但郭某A并未回应;且被告提交的商标转让合同为空白合同,无任何签名或盖章,亦不能据此认定被告关于合同解除以及原告将涉案商标进行转让的陈述。北京福尔伊德家具有限公司并非涉案合同的当事人,被告以该公司为“失信被执行人”、该公司的产品质量存在问题以及二原告系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告的经营地点在该公司的注册地址、该公司在《张家湾镇人民政府关于对工业大院内企业及“散乱污”企业采取停产措施的通知》所列名单内等作为其与原告于2017年11月15日解除合同的理由,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均不予采纳。故对被告关于涉案合同已经双方口头协商一致解除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涉案合同在约定的期限内仍有效存续。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原告认为签订涉案合同的目的系通过商标授权获得许可费,现因三被告的上述违约行为致使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原告要求依法解除涉案合同的请求,有合同及法律依据。被告在庭审中同意依法解除涉案合同,表明原被告针对不再继续履行合同意思表示一致。此合同系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任何第三方均不能在双方均表示不再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强迫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基于此,一审法院准许涉案合同解除。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涉案合同解除后,被告应当停止使用与涉案合同相关的商标、资源等,对所知悉的原告的商业秘密应当履行保密义务。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自一审判决生效之日,郭某A、昝某B与曹某C、陶某D、某E家公司签订的《福尔伊德品牌使用授权协议》解除;二、自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曹某C、陶某D、某E公司给付郭某A、昝某B合同费用30万元;三、自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曹某C、陶某D、某E公司向郭某A、昝某B支付违约金3万元;四、驳回郭某A、昝某B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803元,由郭某A、昝某B负担25347元,由曹某C、陶某D、北京某E家具有限公司负担3456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郭某A、昝某B提交了微信截图打印件、照片打印件、视频等证据,证明曹某C、陶某D、某E公司在2019年仍继续向其代理商提供标有“福尔伊德”品牌的家具产品。经查,上述证据中显示的“福尔伊德”标识均附加于店铺招牌上。曹某C、陶某D、某E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称经销商在招牌中显示什么名称不是其可以控制的,上述证据中没有显示贴附有“福尔伊德”标识的家具产品,因此不能证明其继续使用涉案商标。
  经询,郭某A、昝某B自认2017年8月曹某C、陶某D、某E公司生产销售场所搬迁后不影响企业使用,搬迁后是继续正常生产的,并称曹某C、陶某D、某E公司逐渐扩大使用自己注册的商标,导致市场上涉案商标的商品数量在减少。
  本院认为,合同法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于法人而言,公章是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表现形式,具有对外公示效力。本案中,某E公司在涉案合同上加盖公章即表示其对涉案合同相关内容予以确认。现无证据证明,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存在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等情形,因此某E公司关于涉案合同的实际履行与其无关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无误。根据在案证据和查明的事实,涉案合同系郭某A、昝某B与曹某C、陶某D、某E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郭某A、昝某B根据涉案合同第十二条的约定,主张曹某C、陶某D、某E公司于2017年9月23日后变更生产销售场所但未及时告知,构成重大违约,对涉案品牌的商业信誉造成巨大损伤。但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上述变更场所的行为影响了涉案合同各项条款的实施,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变更场所的行为导致了实际的损失,且二审询问中,郭某A、昝某B自认变更场所后不影响曹某C、陶某D、某E公司对许可经营内容的使用,继续正常生产。因此,郭某A、昝某B的上述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曹某C、陶某D、某E公司主张自2017年8月31日起未再生产销售带有涉案商标的商品,故不应支付商标许可使用费,并主张相应的举证责任应由郭某A、昝某B承担。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可见,举证责任倒置遵循法定原则,法律无明文规定下,一般情况下应坚持“谁主张、谁举证”。涉案合同约定自签订之日起永久有效,鉴于此,郭某A、昝某B基于合同的信赖利益,具备合理的理由认为合同有效期内曹某C、陶某D、某E公司应持续使用许可经营的内容,其对于合同法律关系的存在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现曹某C、陶某D、某E公司抗辩其不再生产销售带有涉案商标的商品,作为主动引起法律关系变化的一方,其应对其主张的发生了变化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且曹某C、陶某D、某E公司一方对于能够终止或阻却其生产销售带有涉案商标的商品行为,亦具备承担举证责任的现实可能性。故曹某C、陶某D、某E公司关于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其无法就消极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曹某C、陶某D、某E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自2017年8月31日后不再生产销售带有涉案商标的商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有效期内的商标许可使用费用构成违约,郭某A、昝某B有权依据合同约定要求其支付商标许可使用费并承担违约责任。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具体金额,涉案合同第八条约定,郭某A、昝某B授权曹某C、陶某D、某E公司品牌生产及销售的产品品牌使用费用,曹某C、陶某D、某E公司按照公司所有出厂的销售额为计算基数,以实际到款为准。一审中,郭某A、昝某B要求曹某C、陶某D、某E公司支付2017年3个月、2018年10个的许可使用费,系自愿处分行为。郭某A、昝某B在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未显示贴附有“福尔伊德”标识的家具产品,不足以证明曹某C、陶某D、某E公司在2019年继续使用涉案品牌生产及销售家具等产品。与此同时,郭某A、昝欣自称,曹某C、陶某D、某E公司逐渐扩大使用自己注册的商标,导致市场上涉案商标的商品数量在减少。因此,郭某A、昝欣主张按照曹某C、陶某D、某E公司2017年3—7月每月支付费用的平均值57717.3元为标准计算应支付的商标使用费缺乏依据。在缺乏有关具体销售额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结合合同的履行情况酌情认定许可使用费的具体金额并无不当。曹某C、陶某D、某E公司主张2017年11月份向郭某A、昝某B的银行账户转账的4万元系商标转让费,亦无充分证据佐证,一审法院结合合同履行情况、双方诉辩意见认定该4万元为许可使用费亦无不当。另,本案为商标合同纠纷,涉案合同性质为品牌使用授权协议,郭某A、昝某B在一审诉讼请求中主张的款项名称为“商标许可使用费”,故一审法院结合案由类型、合同性质及当事人具体诉讼请求,判决支付“合同费”亦无不当。曹某C、陶某D、某E公司的相关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违约金的具体金额,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了违约金制度,以损失弥补为标准,区分了补偿性违约金与惩罚性违约金,前者系以损失填补为目的,后者除了填补损失外亦具有惩罚违约方之违约行为功能。根据法律规定,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实际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结合证据适当予以调整。认定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一般应当以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进行判断。违约方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减少的,应当承担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的举证证明责任。守约方主张违约金合理,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曹某C、陶某D、某E公司主张约定的违约金金额过高请求予以调整,郭某A、昝某B不予认可,主张违约金合理,但双反均未就各自的主张加以举证。在无有关实际损失、预期利益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合同的履行情况、违约行为的性质、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损害后果等因素,酌情确定违约金3万元,遵循了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涉案合同的解除时间,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解除合同包括合意解除、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三种方式。依据不同的法律规范解除合同,适用的要件不同。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本案一审过程中,双方一致表示同意解除合同,但根据在案证据,曹某C、陶某D、某E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解除时间点为2017年11月15日,因此,一审判决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结合郭某A、昝某B一方系以起诉的方式通知对方解除合同的行为性质,认定涉案合同自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解除亦具属合理,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郭某A、昝某B以及上诉人曹某C、陶某D、北京某E家具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053元,由郭某A、昝某B负担28803元,由上诉人曹某C、陶某D、北京某E家具有限公司负担62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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